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的事迹介绍

 　　杂交水稻之父”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袁隆平，5月22日13点07分在湖南长沙逝世，享年91岁。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，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，被誉为“杂交水稻之父”。直到今年年初，他还坚持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工作。

　　那些与我们同时代的光芒熠熠的人物，其实和伴随我们的日月星辰没什么区别，平时你总不大会时常想起他们，你总觉得他们永远会在。然而他们却又和日月星辰不同，是西沉了就不再升起，划过天幕就不再回来。他的光芒照耀到的地方越多，你越会感到随着他们的离去，时代的一部分也随之定稿，后人翻阅时代的书页时，会清晰地看到这个天体陨落的注脚。

　　饿殍的震撼 在1960年前后，我们国家有三年自然灾害加上人祸，闹大饥荒。当时吃不饱饭，那真难受啊，也有饿死了人的！我至少亲眼看见5个人倒在路边、田埂边和桥底下，真的是路有饿殍！

　　那种凄惨的场景对我有很大的刺激，让我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做“民以食为天”，深深感受到了粮食的重要性，没有粮食太可怕了！没有粮食，什么都谈不上，什么事情都干不成！粮食是生存的基本条件、战略物资。这对我触动很大，心灵受到震撼！

　　身处困难时期，大家成天都想能好好吃饭，能吃饱饭。我曾做梦梦见吃饭时吃扣肉，醒来才知是南柯一梦。饿急了，有什么东西就吃什么东西，草根、树皮都吃。为了填肚子，那个时候搞什么增粮法——双蒸饭，就是把饭蒸两次，本来二两米蒸一碗饭，就蒸到一碗半那么大。有些还放了苏打，米饭就发了，像发馒头那样发很大。

　　但实际上干物质只有那么多，吃了很快就消化掉了，照样饿，而且饿得更快。有时候用米糠来替代，不仅越吃越饿，而且解不出大便。

　　我原本是整年游泳的，学校旁边就是沅江，一年四季游泳，都是横渡沅江，游过去游过来。即便是冬天气温-2℃，下雪，水温有9℃，我也游。但在1959、1960、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，因吃不饱饭，就中断了游泳。没有能量，你怎么游得动呢？

　　那时候在农村实习，吃不饱就双脚松软无力，出现水肿。生产队一口大锅，七、八十人吃的菜，就放一小杯的油涂一下，然后把红薯藤、老茎杆煮一大锅来吃。那个时候苦得很，但我和我周围的人还没达到吃观音土那个地步。我们跑去山上去挖那种含有淀粉的植物的根，可以烤熟来吃。

　　冬天是很难熬的，到晚上，睡觉前先烤火，把脚烤热了以后再放到被窝里面去，可是烤热的脚很快就冰凉了，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冰凉的。没得饭吃身体就没有能量啊！那个时期，饥饿难受的滋味到现在回想起来，仍是不堪回首。

　　我们是学农的知识分子，特别是在建国之后，受到国家培养，是想为国家、为社会做贡献的。面对全国粮食大规模减产，几乎人人吃不饱的局面，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非常自责。本来我就有改造农村的志向，这时就更下了决心，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，不让老百姓挨饿！

　　来自农民的启发：“施肥不如勤换种” 我试图用孟德尔、摩尔根的遗传学开始搞育种，首先考虑的是研究小麦、红薯。

　　就在那时，开过一个全国小麦会议，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西藏的小麦亩产上了1000斤；而湖南小麦产量是全国的倒数第一（平均不到300斤）。原因是气候不适合，易得赤霉病，我由此意识到在湖南搞小麦没前途。

　　搞红薯研究时，正面对全国性的饥荒，中央提出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，提出“全党动手大办农业、大办粮食”。与此相应，我们农校搞教学、生产、科研相结合，师生要深入农村，支援农业。因此，我带学生下到农村实习，向农民学习，进行思想改造，与农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当时我搞了红薯高产垄栽试验，最高的一蔸竟达到20斤！

　　然而，我并没有继续搞红薯。我意识到搞红薯没有多大意思，因为不是个主要作物，不受重视，没有课题，没有经费，做不下去。实际情况是，在湖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粮食都是水稻，因此最突出的作物是水稻，其他的不太受重视。

　　其实，我自幼就对米有一种莫名的感情。才稍稍懂事的时候，记得是在德安老家，我父亲有时从天津带来小站米，并对我们说：“这是最有名的小站米，你们觉得好不好吃？”在我幼时的记忆中，这个印象特别深，因为觉得那米真的很好吃。

　　意识到水稻才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，更是南方的首要粮食作物，于是我从1960年起，把目标又从研究红薯转为研究水稻。于是，我搞起了水稻方面的试验。我搞了水稻的直播试验、密度试验，其中，直播试验每亩比一般的增产90-100斤。

　　在农村实习当中，我看到一些农民从高山上兑了种子，担回来种，就问他，为什么你跑到那么高的山上去换种呢？他们说山上的种子质量好一些，产得多些。

　　他接着还说了一句话，叫做“施肥不如勤换种”，意思是说同样的条件，同样的施肥管理，只要种子好，产量就会高一些，就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提高产量的办法。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：农业上增产的途径有很多，但其中良种最重要。

　　在与农民们的接触中，他们也诚恳地对我说过：“袁老师，你是搞科研的，能不能培育一个亩产800斤、1000斤的新品种，那该多好！”农民们纯朴的话语使我触动很深，我意识到了农民紧迫的需要是什么，那就是良种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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