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民难于治吏,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。在古代王朝中,治民的难度更高于治吏,因为民间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比起官僚制度要复杂得多。即便是清朝入关后,皇帝们也都开始学习儒家思想,但在治民的方略上,同此前的王朝差不多,都是宣扬儒家的道德观,以此来整合国家的社会风气。
雍正皇帝在这方面下的功夫,一点都不比在官员们身上消耗的精力少。他非常清楚,吏不稳,只是疥癣之疾,而民不稳,则国不稳。因此,雍正对治民的重视尤其突出。他曾专门发上谕给各个省的总督、巡抚,要求他们把治民的重要性置于其余诸事之前。至于地方大吏,料理刑名钱粮案件,自是要紧,若能转移民间风俗,使之向善,又在办理诸事之上。
雍正搞的那些改革,除了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外,也是在相应的减轻底层百姓的负担,这是引导百姓向善的基础。当然,这只是治民的其中一方面,另外一方面,就是要主动引导百姓的道德观,把“刁民”教导成符合儒家思想的“顺民”。然而,雍正是想用官府的权威强行推动道德的改变,却忽视了提高全民素质,其作用只在一时,绝无法永久。
在雍正执政时,他甚至一度因好几个省的民风达不到他的要求,下旨停止了地方上的乡试、会试,要求地方上改正后,才能恢复考试。但是,他采取的方式并不太妥当。要改变民风,引导百姓有更高的道德观,还是需要用全面教育的方式,提高百姓素质,这需要长远的布局。当然,在古代,要做到这一点很难,毕竟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的说法,在古代统治阶级的心中,还是有相当影响力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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